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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瓶子是澳门博物馆收到的最重要的一件藏品，也是一笔最大的财富。我们就有什么感受呢，就是不管是谁，博物馆是收藏的最后的一个归宿。它是造福于社会的。我们为什么要做博物馆呢？就是博物馆是造福不动声色社会，让我们的后人看到前人的一个辉煌。
明初洪武以后，紧跟着就是永乐、宣德。我在前面讲过，这一个时期是进入了明朝的盛世，永宣盛世。洪武尚红的风气，直接就影响到永乐。这些年，景德镇出土了大量的永乐的宫窑。其中，有尺寸非常高的釉里红的龙纹大瓶，气势宏伟。
宣德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宣德的三鱼碗、三果盘，这些都是一个常见的品种。到宣德这一朝的时候，釉里红烧造就变得游刃有余了。有专家认为，科学地讲宣德釉里红不是釉下彩，是釉中彩。这是一个很技术的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去探讨。但是不管是什么，它是一个釉下成色呈现的红色。很多专家认为，红釉真正烧造得成功和娴熟是到了宣德。但近些年看，永乐出土的这东西，可以把这个时期提前。
我早年收藏的时候，看到过一个釉里红的三鱼高足碗。当时对这东西不是很了解，没有见过。别人给我拿来看，然后我拿不定主意，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不真。东西搁在我这儿搁了很久，我当时没有办法去判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宣德的，后来又是还给人家了。等我后来，过了很多年，反过头来想的时候，知道这个东西是个真的时候，再去找，这东西已经没了。对我来说，因为没见过，没比较，我就无法下这个决心，那就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我们今天说越是罕见的东西应该越把握这个机会。可是你有时候没有能力把握这个机会，所以有一句格言说：“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就是我当时没有这个准备，这东西就不该我得。东西不是很贵，今天想起来，一件国宝要那个价钱，是非常便宜的。可是我当时就是没有认知，就没有能买。
釉里红到了宣德的时候就突然销声匿迹了。我们在讲青花的时候讲过，宣德以后进入了陶瓷的一个黑暗期，青花都生产得非常少。官窑不见踪迹，釉里红也就停烧了，因为它的难度大嘛。
釉里红这一停烧，一下子就过了二百年。到了康熙，它又重出江湖。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时期的国力在增强。很多学者认为，以科技水平来要求它这是高于青花的一个品种。当釉里红刚刚恢复的时候，釉里红烧得都偏黑，就是温度偏听偏信低。你烧的时候稍微温度一高，我刚才说了，颜色就没了。那么，你放进去是画着有纹饰的，高温一过，颜色没了等于是一个白瓶子，不好看。所以宁肯控制火低一点，所以早期的--康熙早期的釉里红经常是泛黑。后来会烧得得心应手，一开始都是泛黑。
康熙釉里红，在民国时期是深深地影响老古玩界。很多老师傅都跟我说：康熙的釉里红是不得了的收藏。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盘口瓶，画有龙纹，龙纹就黑。当时我就不太能够容忍这个黑。我觉得，红就是红。如果你红得发黑，感官上不愉悦，所以就没有买。也加上当时觉得价钱偏高，就是我觉得你谈论更红一点儿，写上康熙年制，我就愿意买了。
可当时康熙年制这事不是我想写就写上去，是康熙时候他不想不想写。康熙的时候的工匠并不想写上这几个字。所以这瓷器上就没有字，一泛黑，心里一嘀咕就放弃了。作为个人，我当时的理解力是非常低的。每一人的理解都是逐渐提高的。你遇到一上难题的时候，你能获得更大的一次提高的机会。所以，有时候难题对一个人来说不是坏事。
雍正皇帝对瓷器的要求非常高。雍正釉里红画得非常精细，主要的特征就是轻描淡写。画得笔道都有非常细，一点儿不晕散。乾隆继承了他爹的态度。《清档·唐英奏折六十二号》记载：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唐英在北京，太监胡世杰奉乾隆皇帝之命交给唐英釉里红挂瓶一件，画样一张。并传旨：“看明瓷器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俱写乾隆年款，送来呈览。“这个乾隆的谕旨说得很清楚，说你看清楚这个样子。当时宫廷很多瓷器是事先画纸样的，不是凭空想象，你给我往瓶子上画。我先让画家设计一个纸样，瓶子看着不错，照这个样子画，就把纸样给他。
唐英就看完了这个样子，得把这个样子记在脑子里。然后拿着纸样就恭恭敬敬地回到景德镇，然后就遵旨就职开始找最好的工匠，找最好的式样开始烧造。唐英当时交待窑工就说：你要认真地去做这个事情，要把釉里红的这个颜色充分地表现出来。釉水要肥润，颜色要鲜明。
他交待得都非常清楚，实际上是把皇上交待给他的这个事情原封不动地又交待给员工。唐英后来又给乾隆上了个奏折，告诉皇上，他说：“等烧造好后，奴才亲自拣选送京，恭呈御览。“就是很重视这事。此事发生在乾隆初年，说明当时对釉里红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宫廷非常重视这件事。釉里红的地位也显得非常高。
太监拿来的样品，釉里红挂瓶，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好像听得不是很懂。挂瓶是一种壁瓶。一般情况下，是指瓷器的半个状态，后面是平的，有一个悬挂的地方，可以挂在墙上。乾隆非常喜欢挂瓶。我们有机会去故宫参观的时候，看看它那三希堂。三希堂有一面墙上挂满了各种挂瓶。乾隆很喜欢这个瓷器的品种。
到了乾隆后期，釉里红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就没有突破，大家都限于一种程式，不再想突破这件事了。随着乾隆盛世的一个结束，釉里红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晚清的时候，咸丰一朝曾经烧过一些，画得就更加细弱，以后就没有再烧造。这是釉里红的整个发展的一个脉络。
釉里红的衰败，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清代的其他彩瓷品种的出现。清代有很多其他的彩瓷大量地出现，尤其粉彩的出现对釉里红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釉里红从清雅的角度上讲不及青花，它是暖调子的，青花是冷调子的。它热烈又不及其他彩瓷，比如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都比它显得热烈。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去要求它显不出它的优势。第二，康熙时期的红釉不仅仅是釉里红，还有其他的红釉。比如郎窑红、豇豆红，雍正时期的祭红，乾隆时期的珊瑚红、矾红，各种红釉的出现导致大家对釉里红那个红的兴趣逐渐丧失。这是第二个衰落的原因。第三，釉里红尽管它工艺成熟了，但是它烧造难度和成本依然很大。它在市场上就缺乏相应的竞争力。
清代有一个很喜欢写陶瓷诗歌的一个诗人叫龚鉽，他在《景德镇陶瓷歌》中这样写道，他说：“市上今传釉里红，唐窑独著百年中。暗然淡简温而理，都识先生尚古风。“他这里提到了唐窑，就是唐英。他说：乾隆时期市上还很流行釉里红，唐英能够把这个釉里红的生产能够独领风骚一百年。但是它这个瓷器还是显得比较暗淡，还显得比较温和，所以就只有唐英一个人能够认识这个古代的这种风尚。
釉里红由于其红色的罕见，导致它跟另外一个品种――青花结合，衍生出一个独特的产品，叫“青花釉里红“。说起来，它算是一个副产品。
青花釉里红的发明，到了乾隆以后，被老百姓俗称叫“青花加紫“，青花上加进点紫色，紫就是红。青花釉里红，在元代已经非常地成熟了。1964年，保定出土了一批特别重要的窖藏，里头有11件元青花。其中有一对元代青花釉里红大罐，红色的花用釉里红体现，剩下的部分用青花体现，这对大罐现在被列为国宝。
非常有意思的是，早期的釉里红和青花是对半分的，平分秋色。永乐时期的那个梅瓶，它有生产出来有青花、有釉里红、有青花釉里红，有各种品种都是一样的，纹饰是一样的，只是颜色不同。那可见当时的工匠一直在摸索一个路子。
清代釉里红，更多的青花是一个点缀，它要扬长避短。有釉里红画得非常漂亮的釉里红大罐。比如，康熙釉里红鱼藻纹大缸，红鱼的眼睛是用青花点的，有画龙点睛的意味非常漂亮。
我曾经在香港买过一个康熙红鱼缸，没有款。这类瓷器多数都不写款，很多人会误认为它是民窑。当时宫廷，尤其康熙时期的宫廷不要求所有的官窑都写款，特别是大器。大器写款是非常麻烦，从工艺角度上讲，大器翻身就很困难。瓷器在未入窑烧造之前，它的强度有限，非要把它翻过身来在底下写字，很容易破碎。所以，很多大器底下并不写款。
康熙时期的这种瓮形缸，大量地画釉里红点青花。往往都是画满红釉，红鱼、红龙，点上蓝眼睛，非常地漂亮，非常地生动。
我曾经碰到过一件事。我有一个不熟的朋友给我拿来了一只康熙青花釉里红的摇铃尊，这东西非常罕见。他给我拿来的时候是一个木盒子。一看那个盒子就非常地老，里头有三个窝，但只有一个瓶子。就换句话说，这个盒里原先有三个瓶子。我就问他，我说：“那两件呢？“他说：“没有了。什么时候没有的，我不知道。现在这盒里就这一个瓶子。“我说：“需要多少钱呢？“这是在十年前，他说：“需要60万。“我说：“那这东西太贵了，买不起。“然后，他说：“这东西也不是我的。是我“活拿“的。““活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给钱，我从人家家里拿出来的。我忽悠着去卖，我卖掉了，我就把钱给人家；我要卖不掉，我又把东西还给人家。这叫“活拿“。然后，我看了看那个窝呢，我觉得那俩窝挺新的。就换句话说，那两个瓶子离散这个盒的时间不应该很久，能看出那个痕迹来。然后这个事就过去了。也没买，过去了。
很久以后，有个人跟我说：他买了一盒摇铃尊。然后，我脑子就一楞。我说；“你那东西能拿过来让我瞧瞧吗？“就另外这人拿来这个盒给我来瞧。我一看，就是那个东西，但里头确实三个摇铃尊都在里面。然后，我就想当时是什么缘故他只给我看一件，不给我看三件呢？他买走了多少钱他也不会说。后来我就找到那个人，我就问他，我说：“当年这东西并没有失散，你给我看的时候为什么不看全呢？“他说：“这事我很后悔。“他说：“就当时我因为贪心太重。“他说：“我从人家拿出来是仨。我把俩留在我们家里了。我给你看一个呢，我是想这一个就把仨钱全卖出来。我不是卖了这一个，我不就白落俩吗？“所以，收藏的时候，有时候不能太贪心。你过于贪，如果当时你搁进俩去，你说少了一个你留一个，这还有情可原。人家本主，后来我打听一下，人本主就要60万，他想一个卖60万，自个儿白落俩。这心比较大。
有句话说：心有多大，地就有多大。但是，你不能老站在顶峰，让人家都在低谷里面站着。收藏也是这样，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机会获得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收藏机会，你应该跟大家共享。结果他也没有做成这个生意，又给人送回去了，送回人家本主。本主过了很久卖给别人了。所以，就把机会给丧失。
第一个是祭祀制度。从远古时期起，古人就开始祭天地日月。北京现存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是明清两代帝王的祭祀之地。天坛是蓝色，地坛是黄色，日坛是红色，月坛是白色。那么，这四个坛在历史上都分别烧过相同颜色的祭祀瓷器。《大明会典》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此处的陵是第祭祀的郊坛。圜丘就是天坛，我们去天坛去看，那个天坛的主建筑是圆的。方丘即是地坛，取天圆地方之意。中国人一说就是天圆地方，比如，我们的古钱，外轮廓是圆形的，中间的孔是方的。那么，天坛的蓝色就是代表天的颜色；地坛的黄色那肯定是代表土的颜色。那下面就不用说了，日坛的红色就是太阳，月坛的白色代表月亮。这四种颜色是自然界与生俱来的颜色，是人类观察到最重要最早期的颜色。我们在远古时期的人类，在没有生产力，没有创造力的时候对自然界的颜色，那就看到的就是天地日月。
第二个制度是八旗制度。清太祖努尔哈赤最初起兵。他把士兵分为小队，每十个人一队。第个人拿出一支箭给这个队长，所以这个小队就叫“牛录“，队长就叫“牛录额真“。“牛录“是什么意思呢？在汉语中就是大箭的意思。到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的时候，当时努尔哈赤才有一千二百人，分成四个牛录--就是四个小队。用旗色划分，他选择的颜色就是黄、白、红、蓝，就是这四个自然之色。
这四色就是八旗之初。随着努尔哈赤不断地东征西讨，增加了满洲、蒙古、汉人的士兵，实力不断地增强，于万历四十六年增编四旗，他没再选其他的颜色。他仍在这四个颜色中镶一个边，来区别那四个本色。红旗镶的是白边，其他三色都镶的是红边，这样就凑成了又四旗，加上原来的四旗，这就是八旗的来历。那么，到皇太极做皇帝的时候增加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从以上两个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蓝、红、白这四种颜色在宫廷中的一个重要性。祭祀制度、军队的制度非常地重要。因此，这四种颜色所代表的瓷器，反映了一种皇家思想。
景德镇元代白瓷的出现中导致景德镇瓷器最终坐上第一把交椅的一个保证。元青花之所以有霸主地位，是因为有白釉的出现。如果我们没有白釉就不可能在上面画出那么亮丽的青花来。如果我们设想，那个底子的颜色发黑发闷，都不可以使青花显得亮丽。
元代以后白釉的流行，很大程度上跟元人的统治有关。元人是提倡白色的，尚白，崇尚白色。究其原因呢，有人认为，蒙古人以奶食为主食所以他尚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成吉思汗生前的时候，他骑什么颜色的马？听到这儿应该可以反应过来，他一定骑一匹白马。我想，如果有人拍电视剧，让成吉思汗骑一匹黑马，就显得不那么合时宜。
那么，元代还烧过什么白的东西呢？白琉璃瓦。史书上有明确记载，今天没有看到一件实物。所以当你碰见一块白琉璃瓦的时候一定元朝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琉璃瓦主要是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少量有黑色的，没有见过白色的琉璃瓦，但史书上记得清清楚楚，元朝人烧过白色的琉璃瓦。我们的建筑最有名的是北京的白塔寺，都是元代所建造的。元代人对白的追求是一种精神追求。这个精神贯穿到他的物质上，那么元代白釉就应运而生。
元代的白釉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枢府釉“。那么，“枢府“是什么呢？枢府是元代枢密院的一个简称。枢密院是掌管着国家的军事。枢府釉中呢，一般情况下，枢府瓷是在盘子或碗中间对应地写两个字“枢府“。有龙纹的，少量的凤纹以及大量的花卉纹的。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这样记载，说：“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回有一个朋友带着一个老乡上我们家，给我看过一个枢府釉的盘子。当时要得非常贵，价钱很高。我对枢府釉的了解全部源于书上的知识，当时是真正意义看到的实物。非常贵，但我很想买。
然后我就跟这个人讨价还价，中间人就跟我说：“不能跟他讨价还价，他很有钱，是河北第二富，“不是河北首富，是河北第二富，“所以，他不会跟你讨价还价。“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只好把这个盘子买了，花了很高的代价。
那么，过了很久以后，这个枢府釉一直不被社会所认识，我又碰见了很多比这个还好的，还便宜的。就是我当时当了一个大头。我当大头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一些感悟。我的感悟就是，自己能够解嘲。就是收藏中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知识，价格波动是正常的。社会的好恶都有是有轮回的，一时这个价位高，一时那个价位高。我们所有的收藏品，没有一种收藏器永远呈上升态势，都是有波动的。那么我赶上一个高峰，我占领了一个制高点，跟着人家走了下坡，我就在上面看着吧！但是下一个高峰的时候对我可能就会有好处。
明初永乐时候，特别爱烧白瓷，而且白瓷的成就非常地高，被后世称为“甜白釉“。但这名称出现得非常晚，并不是永乐当朝就出现了。永乐当朝生产出来的白釉不叫“甜白釉“。叫“甜白釉“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东西有关。我们今天大家家里厨房里都有白糖，白糖什么时候出现的？十六世纪。在那之前都是黑糖或者说红糖。白糖的出现使人们对永乐白瓷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说这个白度是有一种内心的感受。从那以后才开始叫“甜白釉“。
永乐甜白釉是白瓷有史以来最高峰，世界各大博物馆里都有收藏。它是一种很细腻的白，能从这种甜白釉的命名中感受出来的一种白度。后来历朝历代都在烧白瓷，但都赶不上永乐甜白。
入清以后，康熙大量地开始烧白瓷。这时候的白瓷不是单一的白瓷，都开始带有刻工。康熙的白瓷多少有一点闪青，不是很白。白瓷到了雍正以后，白度非常高，几乎是纯白色。雍正本人就非常喜欢白瓷。
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拿过一个白釉的僧帽壶。进来就跟我说：“这底下还刻着字呢。“我说：“刻着什么字呢？“他说：“朗唫阁。“我翻过来看了看，我说：“这个字念金吗？“他说：“我反正不认识的东西念一半。“一口字边一个金，我说：“这个字念唫（音银）。跟吟诗作赋的吟是通假字，朗唫阁。“他说：“这朗唫阁哪儿来的不知道。这壶看着胖胖的，不怎么好看，也没有纹饰，白的。“我就告诉他“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朗唫阁是雍正在继位之前自己的私邸，雍亲王的私邸，就是他们家，可见这东西的重要性。“
收藏的时候，你一定要知识要全面。所以，人在收藏的时候要勤快，不明白的就查书。书上有没有，一定有。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从书上查来的。我不比他聪明，我只是比他勤快而已。所以，学习上就非常忌讳犯懒。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犯懒。比如，懒得去查资料，有时候你碰到一个问题，你查资料可能要杳半天，你一懒就滑过去了，可恰恰是这个知识在某一天、某一刻会起作用，会让你受益，可你浪费了这个机会。
乾隆以后呢，白瓷就变得非常地娴熟。它因为娴熟，它就不追求了。我做起来很容易，非常白，很漂亮。那么，乾隆过后，白瓷就不太作为艺术品种了。
下面讲红釉。元代就有红釉烧造，跟釉里红同时，但它的存世量非常少。明初，我讲过朱元璋个人的爱好红釉，影响到永宣，红釉就开始成熟起来。宣德红釉在史书上记载非常有意思，它说；“如初凝之牛血。“就像刚刚凝固住的牛的鲜血，就是颜色非常重。它是一种沉着的红色，而不是漂浮的红色。
我曾经碰见过一个学生。他拿过一个红釉碗给我看。我说：“这东西是对的。“他说“他找别人看了，别人都说不对，拿不定主意买不买。”我说：“这东西肯定是对的。“他说：“你怎么能有这个把握呢？“我说：“书上写了，宣德红釉“色红如日，用白锁口“。什么意思呢？就说宣德的红釉的颜色非常红，但是口沿上有一圈白。你注意过没有？这个碗的口沿是白的。“他说：“哦！是这么一个道理。“过后他又去找人看，他又找人去探讨，抱着这只红碗到处去询问。回来我就跟他说：“收藏最忌讳的就是你这种左右摇摆。你看不懂的时候，应该相信一个你可以相信的人。如果你连这点把握都没有的话，抱着这个碗问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意见，你就要放弃此事。所以，你一定要拿个准主意，即便错了也获得一次经验。“
宣德以后，红釉就停止了生产了。我们非常优良的瓷器品种大部分都停止在这个时期，只有在明代的少数几个时期偶尔一露。红釉烧造成本高，又不容易控制，一旦技术失传就没有人去再去复烧。
红釉停烧二百多年后，清代才开始加以恢复。康熙时代的红釉非常有名，最有名的就是郎窑红。郎窑红跟郎廷极有关，我们在前几讲讲过，宫廷派下去的督窑官。郎廷极当时对红釉痴迷，经过反复实验烧造出来一种带有玻璃质感的，浓重鲜红的一种瓷器，以他的名字命名，叫“郎窑红“。
